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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两汉（第7页）

我们前面说了，汉儒不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儒家流派，他们说的很多话，信的很多事儿，老祖宗孔、孟是压根儿不提、根本不理的，那就是“谶纬”。儒家学说跟民间迷信结合在一起，根子是在老宗师董仲舒身上，说什么“天人合一”，汉元帝、汉成帝以后搞得越来越玄乎，终于到刘向、刘歆爷儿俩这里，开出了那朵绚丽的恶之花。王莽跟刘歆是同时代的人物，同为大儒，又是好友，他虽然没留下什么鸿篇巨著，或者语录，但咱们可以相信，他的看法和思想，跟刘歆也差不太多。

也就是说，王莽这人不但崇古，拼了命地想复古，而且也跟刘歆似的，迷信到了极点——咱们终究不能像孙猴子一样钻到别人肚子里去，不如公允点儿来说，王莽跟刘歆一样，都表现得迷信到了极点。总之，在王莽执政的时期，各种祥瑞、祥物是像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啊，西汉朝两百年官方承认的祥瑞，或许还没他称帝前几年来得多。所谓“上有所好，下必效焉”，要是王莽根本不信这些花活儿，出第一个祥瑞就一棍子打死，肯定也就不会有第二、第三个了，全因为他的怂恿甚至是热爱，各路闲人闹出的花样才会那么百花盛开。

比方说什么禾苗长了三丈长啊，一根麦上生三穗啊，不播种就自然生谷子啊，没有蚕却自然生出茧来啊，天降甘露啊，地生清泉啊，凤凰呼啦啦都飞了来，巴郡出现石牛啊，等等。千奇百怪，无所不有。

那么按照新旧五德学说，这些天降祥瑞不是保佑旧王朝太平无事，就是说明新王朝将要诞生。王莽作为执政者，通过和认可这种种祥瑞，而不是怒斥其为妖言，明摆着不是为了大汉朝千秋万代，而是想要建成个新王朝。可是新王朝该怎么建成呢？王莽是位讲“仁义”的大儒，他才不搞什么暴力革命哪，他要搞和平演变，这也正好跟刘歆上承董仲舒的“五德相生”说法相吻合。刘歆的新理论对他这么有用，哪有不拼命利用的道理？

于是乎，元始五年冬季（公元5年），前辉光谢嚣上奏说：“我属下的武功县长孟通在疏一口井的时候，偶然间挖出块白石头来，上圆下方，就好像是祭天的玉圭一样，石头上还刻着一行红字，写着‘宣告安汉公王莽做皇帝’。”王莽要是没有野心，不想篡位，就应当立刻把这奏书给撕了，或者直接扔到谢嚣脸上，可是他没这么干，反而暗示大臣们把这件事禀报给太皇太后王政君。老太太当场就火了，说这是妖言惑众，不可相信，更不能执行。

王莽这第一次试探，就这么着碰了一鼻子灰。他也考虑到时机还不成熟，于是就让太保王舜糊弄那老太太：“王莽哪儿会有别的心思啊，他只是想做摄政，加重自己的权柄而已。”老太太一时迷糊，竟然信了，于是下诏说：“我仔细琢磨这‘做皇帝’几个字，应该是指代行皇帝职权的意思。好吧，那就让安汉公仿效当年周公辅佐成王，名正言顺做个摄政吧。”

这要搁别的朝代，王莽就该称摄政王了，可是周公摄政年代久远，他当初是个什么名号谁都不清楚，再往后就没有类似例子了。所以王莽就老实不客气地自称“摄皇帝”，还顺便把年号都给改了，改成“居摄”——估计也就是因为有这个臭例子摆在前面，所以此后只出摄政王，再没有谁敢继承这种奇奇怪怪的“摄皇帝”的名头。

摄皇帝当了整整三年，王莽再也忍不下去了，于是乎新一轮献祥瑞、祥物、符谶的热潮就此产生。首先是老刘家的大叛徒、广饶侯刘京上书，说当年七月，齐郡临淄县昌兴亭的亭长名叫辛当，一晚上做了好几个梦，都梦见有天使来跟他说：“摄皇帝要当真皇帝，要是你不相信我啊，那就看吧，在这个亭中，将会出现一口新井。”辛当早上起来一找，嘿，果然地上莫名其妙地冒出了口新井，而且足有百尺之深。

这事儿真是诡异到姥姥家了，你想啊，就算真有天使托梦，干吗不找朝廷重臣，却偏偏找到一个小小的亭长呢？这亭长又不是当年的刘三儿……

接着，十一月，巴郡挖出只石牛来，扶风郡出了块怪石头，全都搬到长安，摆在未央宫门前。王莽就跟太保王舜等朝廷重臣一起去观瞧，正瞧着呢，突然间刮起了一阵大风，尘沙漫天，迷了大家的眼睛，而等到风停尘落以后，突然就凭空冒出什么“铜符帛图”来，上面写：“这是上天宣告新皇帝诞生的符谶，献上的人应该封侯。”

王莽把这两件奇奇怪怪的事情归拢到一块儿，上奏给太皇太后王政君，意思是：“天命定了，侄儿我要做真皇帝，姑姑您就别再坚持了吧。”这事儿一闹，全天下都明白王莽的心思了，于是最离奇的一幕终于出现。公元8年的十二月份，某天黄昏，突然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个超级胆儿肥的闲人，名叫哀章，他穿着身黄衣服，捧着一个铜盒子来到汉高祖刘邦的祭庙前面，把铜盒子交给了守庙的官员。官员把铜盒上交，王莽打开来一瞧，只见里面装着一份“天帝行玺金匮图”，还有一份“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”，全都写明了“王莽为真天子”，并且列出十一个人名，都附上相应的官爵，说应当做新天子的重要辅佐——当然啦，哀章本人的名字也堂而皇之地写在里面。

学术界一般都认定，这套花样不是王莽授意的，而是哀章别出心裁，为了当官儿自己伪造的符谶，他就此得偿所愿地把王莽扶上了皇帝宝座，自己也落着个国将、美新公的好头衔。不过我们注意一下“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”这几个字，说明要求刘邦把刘家天下传给王莽的是“赤帝”，也即火德天帝，这是按照刘歆的理论，认定汉朝为火德。由此可以证明，王莽在执政以后，就基本上认可了刘歆的研究成果。

所以当王莽终于如愿以偿，玩儿了出传说中的“禅让”把戏，建立新朝以后，就立刻拜刘歆为国师，封嘉新公，把他的新五德学说确定为官方理论。王莽迫不及待地宣布，根据“五行相生”的真真正正的完美学说，汉皇室是帝尧的后裔，属火德，而他自己则是黄帝的后裔，属土德，火生土——“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”说得很明白呀，接受禅让的是土德天帝“黄帝”一系——因而新朝接替汉朝是最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、合适、合衬、合身的。他还特意派了个名叫张邯的儒生去跟百官解释。

至今故宫收藏的一个新朝的大鼎上，还刻着一行大字：“黄帝初祖，德匝于虞，虞帝始祖，德匝于新……据土受德，正号即真”。

梓潼人哀章，学问长安，素无行，好为大言。见莽居摄，即作铜匮，为两检，署其一曰“天帝行玺金匮图”，其一署曰“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”。某者，高皇帝名也。书言王莽为真天子，皇太后如天命。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，又取令名王兴、王盛，章因自窜姓名，凡为十一人，皆署官爵，为辅佐。章闻齐井、石牛事下，即日昏时，衣黄衣，持匮至高庙，以付仆射。仆射以闻。戊辰，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嬗，御王冠，谒太后，还坐未央宫前殿，下书曰：“予以不德，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，而太皇太后之末属。皇天上帝隆显大佑，成命统序，符契图文，金匮策书，神明诏告，属予以天下兆民。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，承天命，传国金策之书，予甚祇畏，敢不钦受！以戊辰直定，御王冠，即真天子位，定有天下之号曰‘新’。其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变牺牲，殊徽帜，异器制。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，以鸡鸣为时。服色配德上黄，牺牲应正用白，使节之旄幡皆纯黄，其署曰‘新使五威节’，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。”

——《汉书·王莽传》节选

始明火德

咱们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的是，在这个“汉应火德”跟王莽之间，还引发过两起学术悬案。

前面说了，刘向、刘歆父子俩最喜欢新造理论，而当理论跟古籍相冲突的时候，他们就毫不脸红地借着职务之便篡改古籍，自己写了东西却说是古人所作。比方说《庄子·内篇》，就有学者怀疑是刘向所伪造；康南海老圣人那本《新学伪经考》里所说的“伪经”，就是指刘向父子篡改的古籍；顾颉刚先生也专门考证过这个问题，并且指出刘歆正是为了给王莽篡位创造理论基础，所以才硬生生编造出“汉应火德”和那一大串世系德表来。

但这也不是确论，钱穆和其他一些历史学者就力辩并无此事。理由之一，“五行相生”是自董仲舒老宗师就开始的说法（当然，还有人说，就连董老宗师的《三代改制质文篇》，后来都被刘歆塞了不少冒牌货进去），不是那爷儿俩首创。理由之二，时间上合不拢，刘歆负责管理典籍的时间有限，很难把所有古书都伪造一遍，退一万步说，当时经书流传天下，光他一个人瞎改，也根本没什么用处。第三，王莽自吹是黄帝之后，这都是没族谱可循的，全是他自己瞎编，反正都是无本生意，他大可以宣称自己是夏禹的后裔，承木德，克汉朝的土德，这样计算起来更方便，连伪造古籍的工夫都省了。这两种观点在民国时期曾经爆发过相当激烈的论战，至今仍旧是谁都没法说服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