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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35章 状元郎之6（第2页）

叶东虓笑了，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朵花。他今年七十三岁，听力已有些迟钝，却能清晰地听见孩子们的笑语。“不止一百年呢，”他用拐杖轻轻敲了敲树干，“它看着我长大，现在又看着你们长大，比谁都懂光阴。”

江曼提着竹篮从屋里走来，篮里是刚蒸好的青团，艾草的清香混着雨气漫开来。“孩子们，来尝尝青团，”她把篮子递过去，银簪在雨雾里泛着温润的光，“这是用老樱桃树下的艾草做的，比别处的更糯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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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子们欢呼着围上来，手里的画笔都来不及放下，青团的绿汁沾在指尖，像抹了层春天的颜色。江曼笑着给他们擦手，动作轻柔得像当年给叶东虓包扎伤口时一样。她的背有些驼了，却依旧挺直着，像株被雨打弯却不肯折的芦苇。

叶承砚从镇上赶来，手里拿着个牛皮纸包，里面是新印的《淮安公学校史》。“爹，娘，校史编好了，您二老看看有没有要添的。”他蹲在树下，小心翼翼地翻开纸页，泛黄的老照片里，有叶东虓年轻时在学堂门口的留影，有江曼带着女学生们种树的场景，还有抗战时师生们在上海弄堂里上课的黑白影像。

叶东虓戴上老花镜，手指抚过一张合影——那是1946年淮安公学复校时拍的，他站在最中间，江曼在他身边，两人身后是黑压压的学生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劫后余生的笑意。“把阿秀写进去，”他忽然说，“她现在在北京女子师范当校长，当年是咱们学堂第一个考出去的女学生，不能漏了。”

江曼点点头：“还有老张，校工老张，抗战时帮咱们藏书箱，被日本人打断了腿，也该记上一笔。”她望着远处的田埂，那里有座小小的土坟，埋着那个沉默寡言的校工，坟前每年都会有人插上一束樱桃花。

雨停了，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，照在樱桃树的新芽上，闪着湿漉漉的光。叶承砚忽然指着树干上的一道疤痕：“爹，这是当年炮弹炸的吧？我小时候总摸它，您说这是树的勋章。”

叶东虓望着那道深褐色的疤痕，像条蜿蜒的河。那年日军轰炸淮安，一颗炮弹落在学堂后院，老樱桃树被掀掉半片枝桠，却在第二年春天抽出了新条。“是啊，”轻轻声说，“树和人一样，受过伤才更懂珍惜春天。”

正说着，远处传来汽车喇叭声。是阿秀回来了，她如今已是头发花白的老太太，却依旧步履轻快，身后跟着几个年轻教师，手里捧着一面锦旗，上面绣着“教育之光”四个金字。“叶校长，江先生，学生来看您二老了！”她握着江曼的手，眼圈一下子红了，“当年您把唯一的名额给了我，说‘女子读书不是为了攀高枝，是为了让更多女子能抬头走路’，这话我记了一辈子。”

江曼笑着拍她的手背：“你做到了，比我们当年想的还好。”她转头对年轻教师们说，“你们年轻人要记住，学堂不是象牙塔，是扎根泥土的苗，要把根扎深了，才能经得起风雨。”

年轻教师们认真点头，其中有个叫樱子的姑娘，是叶承砚的学生，名字就是江曼取的，说“樱花开得热闹，却也落得踏实，像做学问的样子”。她捧着笔记本，把江曼的话一字一句记下来，字迹娟秀，像极了年轻时的江曼。

中午的饭摆在樱桃树下的石桌上，青团、腌菜、新蒸的米饭，都是家常吃食，却吃得格外香甜。阿秀说起北京女子师范的新校舍，有了实验室和图书馆，女学生们能和男学生一样学数理化；叶承砚聊起淮安公学的新规划，要在校园里建座纪念馆，陈列那些抗战时的课本和教具；孩子们则围着叶东虓，听他讲当年在聚贤堂和江曼“抢”芝麻饼的故事。

“那时候她总把杏仁酥分给我，自己吃我的芝麻饼，”叶东虓看着江曼，眼里的光像年轻时一样亮，“我说要好，她说等我中状元，结果我中了进士，她倒好，直接当起了山长，比我还风光。”

江曼嗔怪地瞪他一眼：“是谁当年治水时，非要我把绸缎庄的布都撕了包沙袋？回头还说‘曼丫头的布比沙袋结实’，现在倒翻旧账。”

众人都笑起来，笑声惊起几只麻雀，扑棱棱掠过樱桃树梢，洒下几点雨珠，落在阿秀带来的锦旗上，“教育之光”四个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
午后，孩子们在树下排练节目，要给叶东虓和江曼表演新学的歌。“我们是春天的幼苗，扎根在祖国的土壤……”童声清亮，像泉水叮咚。叶东虓靠在竹椅上，看着江曼跟着节奏轻轻拍手，银簪随着动作晃动，忽然觉得，这辈子最幸运的事，就是当年在聚贤堂门口喊了她一声“江曼”。

从光绪二十三年的初遇到如今，六十多年的光阴，像老樱桃树的年轮，一圈圈绕满了故事。有寒窗苦读的青灯，有治水救灾的风雨，有战火纷飞的颠沛，更有执手偕老的温暖。这些故事里，有他们的青春，有他们的理想，更有无数个像阿秀、像叶承砚、像樱子这样的人，把他们的故事，变成了更长远的传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