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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（第8页）

这位不知名高人的思路看实刁钻，他一口气列出了婺源县前后十三任知县的履历，提炼出一条规律“地理之关于人事，岂不响应。”历任婺源知县因为龙脉受损的事倒霉连连，官路坎坷，没一个过得好。新来的知县大人，您自个儿掂量掂量吧。

这个角度可以说是高屋建瓴，深悉人性。你跟官员们陈说民间疾苦，未必能让他们感同身受，但一说这事有碍于仕途，保证会引起高度重视。

其实仔细分析的话，这份倒霉名单根本名不副实。比如赵崇善、朱一桂、徐良彦三人官至正四品，谭昌言更做到从三品。虽说是闲职，但也不至于被说成仕途蹉跎。这若是蹉跎，那什么才算仕途顺利？当到皇帝吗？

那位高人为了论证十三位知县都倒霉的论调，只好硬说这几位还爬得不够高，职位不够重。这种先立论点，再扭曲论据的做法，值得后人学习。

真正要说时运不济，只有赵昌期一个。这位勤恳实干的官员，在万历四十六年去世，以南京兵部主事终。以他的才干和背景，只做到这个级别的官位，确实挺可惜的。可他对婺源的贡献最大，高人感念恩德，笔下留情，只说他“以曹郎终”，并没去刻意渲染。

这份呈文的震撼效果，真是立竿见影。金德义读完以后，对保龙的态度一下子变得积极起来。

金知县初来乍到，情形不熟，并没有采取赵昌期那一套有节奏的“内斗”之计，而是直接调集人手前往龙脉，谁凿岩烧灰抓谁。一时间鸡飞狗跳，不少灰户和囤户来不及躲避，纷纷被捕下狱。

县学的学生们一片欢欣鼓舞，觉得金知县真是赵侯再世。没想到，金德义的这个做法太过简单粗暴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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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开时在任那几年，四都居民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彼此敌视了，养出了一套抱团的策略。这次金德义一下狠手，他们立刻分散开来，把灰窑往深山里挪，不再互相举报。官府的人过来问话，谁都不会开口。

在婺源山区那种地方，如果得不到当地人的配合，官府想实行什么政策当真是寸步难行。船槽岭烧灰游击队深谙十六字方针：“敌进我退，敌退我凿。敌驻我睡，敌疲我烧。”跟官府周旋起来。金德义的高压政策声势很大，可实际效果并没那么明显。

这一场官民之间的对抗，一直持续到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年）年初。所有人都以为春节之后官府会有所进展，却没料到最先来到的，是四都灰户们的一次反击。

大明律有规定，如果对县级主官的政策不满，民众可以一级一级向上申诉。四都灰户抓住这个机会，每一户发起一桩诉讼，直接把知县金德义告到了上级徽州府。

此时的徽州知府叫周士昌，四川内江人。他开年一开衙，还没跟同僚道贺，便被铺天盖地的状书给淹没了。

四都居民的诉状并没有保留下来，但是从其他文献对“刁民”的痛斥中，大概能猜出他们说的是什么内容：现在税赋太重，田地太少，如果禁止烧灰的话，百姓将无从活命，请求取消金知县的严打政策。要知道，这会儿已是万历末年，大明基层乱象已然萌生。尤其是从前年开始，朝廷面向全国开征辽饷，每亩土地加征九厘。这笔加税，加不到士绅们头上，到头来还是由自耕农承担，全国农民的处境变得更加恶劣。

具体到婺源县里，本来田地就很贫瘠，辽饷一加，老百姓更没办法种田维生了。他们选择做灰户凿山，实在是因为活不下去。

灰户的这些状纸，还把辽饷的事拿出来当挡箭牌：为了更好地支持辽东战局，我们多赚银子多交税，可一旦禁灰没收入了，辽饷也会受影响，难道你们为了婺源龙脉一己私利，要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吗？明代打官司有一个特点，无论上下，都喜欢往大道德、大政策上靠。一靠上，便立于不败之地，谁反对我，就是不道德，就是反对朝廷。婺源灰户的状书挟辽饷以制府县，一点也不奇怪。